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庄子，庄子人性论的基础其实也是一种德性论。

儒法关系不是简单的，而是非常复杂的。思孟学派以仁义为人心先天本有的道德规定。

而这一点，在孟子当中，表现得尤为一贯，如此天之所与我者，我固有之也。周炽成：我简单回应一下。荀子讲塑造更讲规范，而弟子韩非、李斯主要从规范论来讲人性及法政。孔子一辈子不作礼乐，只是述而不作。谁敢说《庄子》里面哪篇是谁写的？另外，我想请教林老师，你认为你的解释（刘向编《荀子》时把《性恶》中原来的不善改为恶）更合理，还是我的解释（它是荀子后学作品）更合理？你怎么看待刘向把《性恶》夹在《子道》与《法行》之间？林桂榛：刘向编《荀子》，他说得很清楚：原有几百篇，可能来自不同的家藏，但是有很多重复，故删剩下来只有30多篇。

董仲舒反对生来就具有完备的善。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地方。全祖望认为二程之于周子，仅是少尝游焉，其后学问、道统所得则实不由于濂溪，并斩钉截铁的认为二程子未尝传其学。

而明道所作乃是墓志铭这种应用性文章，故更加侧重讲二气五行杂糅所导致的人资质的美恶不齐。进而，朱子再次强调受学之语，乃先生自言，完全没有道理自欺欺人。丰道生根据二程生平俱未尝一言道及《太极图》的事实，推论二程并非未见此《图》，乃是由于明知为异端，故莫之齿。[27] 参见《二程集》，第85页。

[44]陆九韶的表达虽然比较委婉，但其实是对《太极图说》的性质提出了质疑。1.三篇文章中，《颜子好学论》最早，乃程颐早年游太学时所作，其文略曰：颜子所独好者，何学也?学以至圣人之道也。

但朱陆之间对极能否训中的争论，看起来却是一个理学家内部的理论差异问题，似乎并不是那么的不可调和。曰：理会不得者固如此。兹略为分疏如下：首先，针对汪应辰在上一封信中提出的观点，即二程之于周子亦如张载之于范仲淹，朱子认为这一类比并不合适，并阐述了自己的理由：周敦颐在道学上的造诣非范仲淹可比，而二程与张载之于上述二先生之契悟亦不同。曰：当时既未有人知，无人往复，只得如此。

由此梭山得出结论，即《太极图说》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，或是其所传他人之文而非其所自作。张载《经学理窟》中有一条语录说：二程从十四岁时，便锐然欲学圣人。[94]即其对阴阳五行、天地万物之理，以及六合之外等宇宙论或天道论、气化论的问题关心不够。[52] 《二程集》，第638页。

在理学家眼中，同样在我们今天的眼中，周程的师承关系，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，更是一个道统的赓续问题，是对道体与工夫之关系理解的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，或者说是天理—道体自身展开的过程。再次，根据上述论断，即可以断定来源于种、穆的《太极图》只能是周子学之一师，非其至者。

所谓《东见录》中论横渠‘清虚一大之说，使人向别处走，不若且只道敬，则其意亦可见矣，即《遗书》所载：横渠教人，本只是谓世学胶固，故说一个清虚一大，只图得人稍损得没去就道理来，然而人又更别处走。观朱子此亦何尝不切己？皆非在外，乃我所固有之语，知朱子晚年学问更为精进，乃绾周程为一，即以程子之工夫来观周子之本体。

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的简写。朱子所谓：《吕氏童蒙训》记其尝著《通书》，而曰‘用意高远之语，乃本之吕本中《童蒙训》中论周子之语：茂叔名敦颐，有《太极图说》传于世，其辞虽约，然用志高远可见也。这完全可能是其不讲《太极图》以及与之相关的天道论、气化论的更为深层的原因。[30]参见周建刚：《再论周程学统》，《求索》2017年第11期。[68]朱子此处周子手是图以授之之言乃根据祁宽所作《通书后跋》或云：《图》乃手授二程之语。《语类》中有一条朱子与问者的语录，足以说明此一点：问：先生谓程子不以《太极图》授门人，盖以未有能受之者。

朱子对这一问题自然不敢怠慢，在《太极图说解·后记》中，仔细分析回应了张栻提出的这一问题。假如确如朱子所说，周子之学之奥妙具于《太极》一图或不出此《图》，[64]乃道统之所在，后以之手授二程，且后来程氏兄弟语及性命之际，亦未尝不因其说，[65]那么为何二程却始终未曾提及呢？[66]难道是故意隐瞒自己的思想来源？或是有什么其他的考虑？实际上，不仅是道学外部有人对此提出质疑，即便是在道学内部，也并非铁板一块。

[79] 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零五，第2629页。至此，朱子完成了从迹上厘清周程授受关系的工作，而转入从思想上证成周程之间的思想传承。

范文正公一见横渠，奇之，授以《中庸》，谓横渠学文正，则不可也，更乞裁酌。[34]朱内翰即程门后学朱震，世称汉上先生。

首先，朱子指出，程子之不出，乃是因无受之者。形既生矣，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。这可能也是朱子后来并未像前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，要参酌汪应辰的意见承命而改，而是坚持用受学二字的原因。周、程之间的异趣也是显然的。

因此，有学者经过一系列考证，得出结论：二程决不是受‘学（理学）于周敦颐的，特别是对于他的《太极图》和《通书》，二程都是不曾接触过的。最后，象山得出与梭山相同的结论，即假令其初实有是《图》，观其后来未尝一及‘无极字，可见其道之进，而不自以为是也。

在朱子及其批评者那里，周程授受都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，更是一个哲学或义理问题。《舂陵记》文亦不可解，此道之衰，未有甚于今日，奈何奈何。

相比之下，朱子的思想体系则更加宏阔，从天道到人道，从宇宙论到伦理学，无所不涉。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、日用躬行之实，具有科级。

宋代新儒家重新揭橥圣可学而至的先秦儒家旧义，为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个新天地。[29] 参见《宋元学案》，第524页。[17]综合各项证据，汪应辰极有可能是针对《伊川年谱》此语，与朱子展开了讨论。 注释：[1] 参见（清）朱彝尊：《太极图授受考》，载《曝书亭集》，世界书局，1937，第678页。

钦夫见之，殊不以为然，曰：恐说得未是。[49] （宋）朱熹：《答陆子美》，《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》第3册，第1832页。

朱子在构建道统谱系的过程中，必须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。[91] 《二程集》，第35页。

[80] 吕祖谦：《近思录后序》，载陈荣捷：《近思录详注集评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329页。今存南宋版《元公周先生濂溪集》将邵伯温所记收入《遗事》，并加按语：此康节之子伯温所记，但云极论，而不言其所论云何。